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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富弼 北宋第一外交家（第2页）

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政权，公然与北宋分庭抗礼，要求北宋承认其合法地位。

北宋朝廷对此反应不一，或主和，或主战，议论纷纷却无定论。

富弼洞察局势，深知西夏此举对北宋的威胁，遂上疏《论西夏八事奏》，条陈己见。

他提出斩杀西夏来使以扬国威，四方征兵、征调国库钱财以作军用，而非加重赋税、重赏立下战功者等八条建议，试图从外交、军事、财政等多方面应对西夏的挑衅，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

公元1040年，北宋宝元三年。

富弼被召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兼知谏院。

此时，朝廷在西北集结大量兵备，全力应对西夏的威胁，然而在东南九道却疏于防守，存在极大的军事隐患。

富弼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立即上谏，请求在每个要道各招募数千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和周密布防，以备不测之需。

他深知，国家安全需全方位保障，一处疏漏都可能导致大祸。

同时，他还建议减少军队冗费以充实国用，减轻税收施行仁政，以缓解百姓压力，稳固国家根基。

同年正月，出现日食现象。

按照古代天人感应的观念，日食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着人间政治的失德或失误。

富弼借机上谏，请求撤销宴乐，在别馆中赐下酒饭招待西夏使者，以显示朝廷对天象的敬畏和对局势的审慎。

宋仁宗起初并未采纳，富弼进一步谏言，称若契丹得知北宋在日食之时仍宴乐不止，定会轻视北宋朝廷，这将是朝廷的莫大耻辱。

果不其然，后来得知契丹果真撤销宴会，宋仁宗懊悔不已，对富弼的远见卓识愈发看重。

此前，宋仁宗因臣子上谏其过失，一怒之下将上谏者贬逐，并下令禁止朝臣越权言事，堵塞了言路。

富弼深知广开言路对朝政清明的重要性，借日食之事上疏，痛陈利弊，表明应对天象变化，莫不过广通言路，请求废除越权言事的禁令。

他言辞恳切，晓以大义，终于说服宋仁宗允准此事，使得朝堂上下又能畅所欲言，为解决诸多问题营造了良好氛围。

富弼又上谏称皇上每日需批阅的奏章繁多，难免有所疏漏，应选拔贤能侍臣分担批阅，再挑选其中切实可行的建议施行。

他的这一建议，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让皇帝能更精准地把握朝政大局，及时应对各种问题。

在处理事务时，富弼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避权贵，敢于直言，其谏言往往切中要害，为宋仁宗时期的朝政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

北宋局势愈发危急。

西夏李元昊的叛乱尚未平息，北方的辽国趁火打劫，辽兴宗耶律宗真派使者前来，以宋朝违背“澶渊之盟”

为由，索要关南十县土地。

辽国陈兵边境，剑拔弩张，北宋朝廷上下震恐。

宋仁宗深知此事棘手，若处理不当，北宋将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

朝堂之上，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应下这艰难的出使任务。

富弼得知此事后，毅然挺身而出，他深知此行艰险万分，却毫不退缩，向宋仁宗庄重请命：“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在国家危难之际，富弼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勇气，带着朝廷的期望与重托，踏上了出使辽国的征程。

富弼抵达辽国后，立刻感受到了紧张压抑的氛围。

辽兴宗亲自接见，一见面便言辞犀利地指责北宋，称宋朝违背盟约，在雁门等地屯驻重兵，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缮城垒，还广泛招兵，有攻打辽国之意，辽国臣子对此极为不满，纷纷劝他出兵，他表示只要北宋归还关南十县土地，便可不计较，否则定然发兵南下。

富弼听后，冷静沉着，迅速梳理出辽兴宗话语中的关键要点，随后不卑不亢地回应。

他先解释道，北宋屯兵雁门，纯粹是为防备西夏，与辽国毫无关联；招兵买马也是为补充军队缺额，并非针对辽国。

接着，对于关南十县土地归属问题，富弼晓谕历史，称这片土地很久以前本就是中原国土，虽晋朝石敬瑭曾割让给契丹，但周世宗柴荣又奋力夺回，如今时代变迁，各执一词，难以说清，还是遵守“澶渊之盟”

为妥。

最后，针对辽国大臣的主战言论，富弼直击要害，直言大宋将领亦想攻打辽国，只因天下和平，君主独享好处，战争胜利功劳归武将，失败损失归君主，大臣们主战多为自身利益考量。

且大宋精兵百万，真要开战，辽国未必能胜，只是宋朝天子珍惜和平，不愿轻易动武。

富弼一番言辞，逻辑缜密，既维护了北宋尊严，又点明利弊，让让辽兴宗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

最终，辽兴宗放弃了割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