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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咏怀诗》(第三十三首)中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于是整天喝酒,把自己扮成一个酒鬼,好像对世事全不关心,这样来避开司马氏的屠刀。
史书记载,他有一次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三百斛好酒,便向司马昭要求做步兵校尉的官,摆出一副不问政事只顾喝酒的样子。
司马昭立刻答应了,他正是要你不问政治。
后世常称阮籍为“阮步兵”
,就是这样来的。
阮家是一个大族,阮籍和他的父亲阮瑀(建安七子之一)都是大名士,所以司马昭想和阮家结亲,阮籍不愿意,又不敢直说,就故意喝得酩酊大醉,居然一连醉了六十天都不醒,弄得司马昭没办法提亲,只好算了。
司马昭晋封魏王,想借用阮籍的文名为自己写劝进文,阮籍不想写,又不敢直接推掉,于是又喝得大醉,但这一次最终没能躲过,人家把他弄醒了。
他没办法了,只好提笔一挥而就,居然写了一篇富丽堂皇的劝进文。
我猜测他或许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把文章琢磨好了,一面却装醉,能忽悠过去就忽悠过去,实在不行就把琢磨好的文章写出来。
这就是阮籍的性格。
所以说如果钟会来看他,尽管他心里很不情愿,应该还是会周旋一阵子的。
有学者说,阮籍根本是跟司马氏一伙的,却又不想担司马氏帮凶的恶名,才有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这批评太苛刻,阮籍对司马氏的不满与厌恶本质上跟嵇康是一样的,只是他性格比较软弱一点,厌恶痛恨又不敢像嵇康那样畅快发泄罢了。
正因为嵇、阮在性格气质上有这样的差异,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便有了不同。
嵇康更多表现为一个为维护自己独立意志和人格而宁折不弯的烈士形象,阮籍则更多表现为一个在沉重的现实里努力追求思想自由的痛苦灵魂。
阮籍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大人先生传》,借大人先生之口,讽刺那些凡事谨守礼教、言行中规中矩的“君子”
,说他们犹如“群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
。
(虱子在裤裆,躲在深缝里,藏在坏絮中,自以为住的是豪宅;走路不敢离开线缝,行动不敢跑出裤裆,自认为很守规矩。
)他内心并不反对儒家,但是讨厌那些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败坏儒家真精神的伪君子,可是没有办法,话语权被那些人把持了,于是阮籍跟嵇康一样,激而走向反面,提倡道家,而且常常故意跟儒家礼教对着干,以发泄他对那些伪君子的不满。
阮籍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
表明自己就要跟礼教对着干。
例如,儒家礼教最讲究丧礼,一个人如果死了父母,按丧礼的规定要守孝三年,守孝期间要穿破烂的衣服,衣服上只系一根草绳当衣带,不能喝酒吃肉,不能听歌作乐,不能与妻妾同房,等等。
在宾客吊唁的时候,孝子必须先哭,一天必须按时哭几次。
阮籍就很讨厌这些规矩,宾客来吊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喝酒吃肉,以表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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